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我八岁左右，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，地点是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。我们一起观看淮剧，他和蔼地问我能否听懂扬州话，我回答说由于家里的保姆是扬州人，我从小就能听懂。周伯伯告诉我他来自江苏淮安，是淮剧的爱好者。我的手因为紧张而冰凉，周伯伯温暖地握住了我的手，关心我是否觉得冷。在演出间歇时，他再次来到我身边，我为他拉座，周伯伯郑重地对我说“谢谢”，这让我学会了始终对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谢。
有一年春节前，中央在广东召开会议，我的父亲柯庆施从海南视察回来，和母亲于文兰及我们四个孩子在从化团聚。那天下午，爸爸给我带来了美丽的海南相思豆。就在我们欣赏的时候，周伯伯和邓大姐前来探望。周伯伯和父亲聊了起来，突然询问母亲是否为满族人，我对此感到诧异。母亲微笑着确认了这一点，后来还赞叹周伯伯的识人之聪明。
在从化的日子里，我们常常在客厅看电影。由于弟弟胆小，总是在关灯后悄悄离开。为了留住他，邓妈妈特别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吸引他，但无奈他还是害怕。在某次周伯伯来看电影时，得知弟弟的趣事，笑着安慰道，长大后自然就不怕了。
我曾随母亲和小妹到北京过春节，邓妈妈邀请我们到中南海家中用餐。那里的环境让我印象深刻，周伯伯的书柜里还有一些老写真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邓妈妈将我刚折的小工艺品给周伯伯看，他欣赏地说这些东西很有用。在家庭聚餐中，邓妈妈也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菜肴。我对她的周到和细心感到温暖，她甚至送给了我一条丝巾，承载着她对我的关爱。
关于外交活动，母亲并不常参与。她的作风是低调的，直到周伯伯亲自要求她以上海市长夫人的身份出席接待外宾，从此她开始陪伴父亲，但依然不希望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。父亲身体不适后，母亲偶尔会陪他外出开会。虽然年纪尚小，但我承担起了一些家庭财务的管理，周伯伯得知后为我感到高兴，称赞我懂得持家之道。
这段回忆洒满了温情与感动，周恩来与我父亲之间深厚的情谊长久留存于我心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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